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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了解到，现行小学六年制义务教育中，不再设历史课，而是将历史课轻松的并入了综合科目。同时对语文课本也进行了全面的调整，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来多少还带有时代背景的课文，现在几乎看不到，代之而起的是各类美文及小品文。单就课程设置及课文选择而言，其指向性不言而喻：甩掉历史的尾巴，注重实用性及实效性。
教改的初衷是好的，但效果却未见得尽如人意。因各科目的剥离及历史课的削减，学生唯一一次系统学习历史的机会被放在了初中，同时迫于应试教育的压力，作为副科的历史课在学校常常成为被挤占的对象，原本与历史息息相关的语文课因课文结构调整，重心逐渐趋向于工具化，课程间原有的纽带丧失殆尽。同时，面对教育市场的激烈竞争，为了赢得立足先机，许多学校把原先作为兴趣特长或工具的英语无限拔高，大有直逼母语的势头。在这个层面上，整个小学学科构成，唯一能肩负起国民道德伦理建设的只有一本薄薄的品德课，而这门课程也被列为小学无足轻重的副科，在各类兴趣课及主导课的压榨下，同样未能逃过被挤占的命运。可以想见，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将面临强大的群体性心理危机，文化的迷失导致心灵的失衡，绝非危言耸听。
反观现行教育机制中的人才测评系统，应试教育的弊端显而易见，众所周知，学科知识的优秀不能代表才具与品德的相当，而后两者在当前过份强调技术性与操作性的教育体系中，被闲置与忽略的现象更加兀现。相反，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首先强调人才启用标准的后两个显件，个人道德伦理观、才具与学识是否相当，是决定人才取舍的关键。先做人，再做事“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作为整个人才培养目标体系的核心，已与社会价值体系融为一体，成为社会伦理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传统文化中的“做学问”、“做文章”的涵义较现在远为宽泛得多，这就决定了人才培养过程的漫长而艰难，选拔过程几乎成了终生行为，不可否认，其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起到了稳定社会，引领主流社会精神层面中流砥柱的作用。直至近代，随着文明的演进，儒学到末期因其显得迂腐而不合时宜，最终被新起的新文化扫地出门。
与此同时，于传统文化废墟中崛起的新文化，从诞生之日起，便以狂飙突进，扫荡一切的作风直达王庭，在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经过短短几十年斗争历程的实践已经发展成了一种具有领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或强势话语，［1］直接将贵族化的学堂拉入了平民化的草根阶层，只需拥有两千个汉字的识别力，就可以自行阅读，并写作，文化的门坎放低了，以往七八年才能跨过的门坎，轻轻松松一两年就迈过了，所到之处，传统文化所构筑的大厦顿时纷崩离析，人们在享受变革带来的好处的同时，新文化也遭遇了自身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尴尬。
摧毁的过程越是迅速，唯其重建的过程越是艰难。一直视传统文化如弊履的新文化，向来都痛恨古中国烂灿的腐朽过于长久，大有尾大不掉的烦恼时，自己的步履却也显得摇摆不定“屁股坐在革命现实之上（革命文化），一只手伸向古代（传统文化），一只手伸向外国（西方文化）。”［2］由于先天不足，本来肇自异域的新文化，更注定了自身的不伦不类：历史短、发展快，与政治情势息息相关，整个过程充满“变”数。它时左时右（“左”是锢疾），变来变去，如若在大的路线、方针上发生失误的话（比如“文革”），其危害之大自不殆言。20世纪整个中国文化的“基点”就放在了这种作为变数的革命文化之上，这就造成了现、当代文化的经常性动荡。［3］其后果直接影响到整个教育体系的建立。
基于这一点，近几年的教育改革之路似有意似无意的让学科逐渐淡出政治情势，把学问从教条主义及政治情势中逐渐剥离，突出学术性。直至发展到今日的删减历史课，课程设置及内容偏重于技术性，功用性。这条路是否妥当，笔者以为还有待商榷。
教育部门作为国家专门的人才培训基地，指挥棒的旋转直接影响到未来以至百年后的人才及公民价值取向。无庸置疑，技术性与功用性的教学导向，能加快人才的生产过程，经过学法的不断探究，迅速提升人才对新技术的掌握及经验值，这些成效都显而易见，但是技术性的导向本身并不能指明怎样做人是对，怎样是错。一个人因为受了多年的学科教育，能写一手好文章，能掌握应有的专业技术知识，但他不一定会做人。譬如博士生因几分之差开枪杀死了自己的导师和同学，譬如博士生被农民拐卖终至精神失常。缺少伦理教化的教育把自身推向了绝境，曾经一时风起的读书无用论便是对这种现象的愤慨。
愤慨归愤慨，我们还是要说教育本身的功用并未因此而减弱，相反，在教学改革中缺乏的仅是提纲挈领。纲举才能目张，拨乱便可返正。纠正以往与传统文化间的不正常关系，重新疏理国学中有价值的部分，重建社会伦理道德显得尤为重要。
古代小学读本三字经中写道：“载治乱，知兴衰，读史者，若亲目”读历史的目的在于知道过去，了解未来，让人每每行事能因此“不逾于矩”同样是德的范畴。没有道德约束的人才，越是对艺精研，其造恶程度就越大。中西方文化差异性尽管很大，唯独对道德伦理的构建从来未曾放松过，小布什要求美国ceo们在财务报表上签字时按着圣经起誓就很耐人寻味，尽管拥有两百多年的法制之路，但美国政府还是认为内心的审度不可忽略，在高悬法律之剑的同时，加上上帝的目光，对灵魂的拷问变得更为严厉而无懈可击。
一向处于多神教的中国人，信仰的选择呈多样性，譬如零食，各有偏好，不吃也未尝不可。因为仅仅一部儒学对于国人道德伦理的构造已绰绰有余。作为儒学的先驱，孔子一向强调“敬鬼神而远之”道德与良知的树立不是依靠哪个天降之神，而是内求而证，故而有“吾日三省乎吾身”拿儒家自己的话说，就是个人修养，这多少有些象佛教中所说，人人皆有佛性，内求而得。
这种建立在“道”的基础上的个人修为，涵盖了人才的方方面面，孔门弟子能因材而受教，主要得益于儒学中对人才的划分，个性刚猛的子路，能统御三军，决胜千里之外，但从政却可能因过刚而折；胸襟超然的子贡，聪明通达，往往可以做大哲学家、大文学家，但却不一定肯从政（果然此后也被孔子不幸言中）；多才多艺，名士气味颇大的冉求也不可从政，［4］唯有将三者的“果”、“达”、“艺”综合在一起，才构成儒学中完美的人才，被称为“君子儒”
可以想见，把今天大面积生产而铸压出来的人才，拿到儒家面前去衡量，都是不合格的，我们都有经验，凡是新毕业的学生，走入工作岗位，在前三年基本是无用的，排开技术层面不说，单就社会人情的通达，团体的协作，非十至十五年的功夫不可，这样的人才成本高昂程度难以想像，造成这样的现状，与教育内核缺失不无关系。教书育人，教书往往多于育人，一批批带着迷茫走进校门的学生，带着更大的迷茫与失落离开校门，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注定生产出一批批需要柱着拐杖才能行走于人生旅程的怪物。有人预言以前很少涉及的心理问题将成为未来中国的热门话题，心理咨询将是现在以至未来越来越热的行业，不无道理。
要脱身于此，只有重构文化根基，立足于民族的“传统文化”培根固本，唯其根深才能叶茂，一门独专，博采众长，才不至于迷失在文化的追星潮中。
写到这里，突然记起傅雷对文化的一段评述：“一个人到了老年，他的思想和行为总不出两途：（一）是极端的顽固守旧；（二）是像小孩般的天真与幼稚。一个衰老的民族亦是这样。或者是固执传统与成见而严拒新思想，或者是不问是非，毫无理智地跟着人家乱跑。显然前者比后者更有再生——或者说返老还童——的希望。因为前者虽然固执，但究竟还在运用他的头脑。一个古老的民族，在表面上虽然要维持它古文化的尊严而努力摒拒新文化，但良心上已经在暗暗地估量这新文化的价值，把它与固有文化的价值评衡。于是在民族的内生命上，发生一种新和旧的交战，一种crise。于是它的前途在潜滋暗长中萌孽起来。至于天真而幼稚的老民族，根本已失掉了自我意识，失掉了理智的主宰，它只有人云亦云地今天望东，明天望西的乱奔乱窜；怎么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5］
逝者已矣，这些话今天看起来依然清新怡人！
［1］关于中学语文教改的若干思考
［2］关于中学语文教改的若干思考
［3］关于中学语文教改的若干思考
［4］论语别裁南怀瑾
［5］傅雷艺术随笔傅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