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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文学史是一所硕大无朋的停尸场，人人都在那里寻找自己亲爱的死者，或亡故的亲友，思想史则更象一张贴上标签的电脑芯片，经过重组或再过滤，或许会带来一个崭新的世界也未可知，谁知道呢？经过梳理后的思想至少是又一次理性的审视，毕竟，我们的文明期太长了。
孔子，那位几千年前作为山东省土地和公用田地管理人的政府官员，开始在家乡办学授课时，耶稣基督的诞生则是在此之后的五百年，那时美国还不存在。尼布甲尼撒刚刚从巴比伦的海岸上消失，耶路撒冷的第一座大庙堂仅仅在几年前被毁灭。梭伦也刚刚去世。雅典卫城还要再等上一个世纪才会被授予巴台农神殿。至于罗马，还只是一个在绝望中挣扎着反抗自己对手——伊达拉里亚人——的乡村小镇，再过400年以后它才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帝国的中心。
因此，当西方人还只是生活在泥房里、把脸涂成天蓝色的野人时，中国人已经学会用美丽的瓷盘吃饭，用精美的图片装饰房屋四壁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孔子“仁”的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儒学整个思想体系的根基，在礼乐崩坏、世衰道微之时，整个道德秩序显得尤为重要，冯友兰曾说：“孔子对于中国文化之贡献，即在一开始试将原有的制度，加以理论化，与以理论的根据”〔1〕，这话非常正确。而孔子所给与原有制度的“理论的根据”不是别的，正是仁。“学而时习之”学什么？其中心就正是这个“仁”字。
论语别裁里仁篇专以探讨“仁”的内在精神内核。南怀瑾先生指出“博爱之谓仁”是唐韩愈对“仁”下的定义，非孔子本意，把墨家的兼善主义与儒家的“仁”的思想混为一体，也算得是汉唐儒学者的贡献了。受禅宗影响颇深的南先生，在批评宋儒借佛道二家的东西解释儒学的作法时，自己却也未能脱俗，在梳理“里仁”篇时，每每遇到难越的门槛倒不由自主套了佛家的话来注释，这说明，中国文化本是一体，除专以考据为目的，否则追究语出何家，实无必要，但于错的主张提出再修订，以期拨乱反正，确是必要的。
对原作者思想的注解，南先生提出以经注经的做法，这样不至偏移作者的本意，笔者深以为然。尤其是他对宋儒的一些匪夷所思的注解的再梳理，精彩之处频频乍现，试举一例：
“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宋儒解释，认为爱好道德的人，讨厌、看不起不道德的人，就是仁的境界。而论语的原文意思则是说，一个仁者，看到一个不仁者，应该同情他，怜悯他，想办法怎样把他改变过来，这才是真正仁者的用心。
孔子讲“仁”主张“吾道一以贯之”换句话说，就是体用一贯，汉唐儒家了解孔子心法的“用”宋儒以“用”究“体”可说对儒学都有其贡献（当然，宋儒所造成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不在此文讨论范围之内，故略去）。
孟子最后一篇尽心章上的“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卒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此论专于“仁”的用。
借助于仁，中国传统文化顺利地实现了由上古向中古的转折；借助于仁，孔子之前的数千年和孔子之后数千年的文化血脉得以沟通连接，中间没有中绝断裂。然而现代以降，自新文化运动之后，全盘西化使儒学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近一个世纪以来，由于文化路向的迷惘，不但不可能“全盘西化”反而使中国现当代文化处于忘本失体、非中非西的文化困境。
说到文化，不能不提的是目前社会中占相当份量的富裕阶层。赫尔曼黑塞在其荒原狼中所描绘的“中产阶级气质”算是给这部分人一个很好的代名词。他指出“作为人性的一种存在状态，不是别的，是一种均衡的尝试，是在人的行为中，在无数的极端与对立中谋取中庸之道”换言之，这部分人似乎就是在狂暴和谦卑、纵欲与禁欲、自我和从众之间的游移不定和平衡。正如潘知常先生在高雅的赝品：所谓“中产阶级趣味”中所称：中产阶级补进了中国社会中消费的开放性与社会分层的封闭性之间的巨大反差，他们在消费上有意识的与百姓拉开距离，更主要的是他们消费和生产“文化”
对于他们的消费，克莱夫贝尔严厉地批评说“雅典人的思想和感情生活极其丰富而多样，但他们的物质生活连体面都顾不上文艺复兴时期豪华富丽、宏伟装观的东西有的是，但人们对生活的舒适从未用心。”因此在很多知识分子看来，中产阶级才高于志，土木形骸的生存方式，实在是摧毁了西方作为社会道德基础的新教伦理，而东方中产阶级在享乐方面似乎比他们的西方前辈更遥远了。王怜花在古今兵器谱引用了麦芒的诗句：
可怕的死亡教会我放纵欲望
二十岁是短命 一百岁也是夭折
上天不会再派同样的人
顶替我享受那份该得的恩典
对于生命的体会因群体、个体的不同而不同，对于生命的短促，这部分富裕阶层产生了生又何欢死又何苦的局促，以至他们只能选择那份该得的恩典。而对于他们所生产的文化，相当多的知识分子认为它并非文化，最多也是速食文化，文化的垃圾堆放处，文化要的是对生命的渴望，精神的郁结，以及对人类悲天悯人的终极关怀，而中产阶级恰恰缺乏这种文化底蕴，他们在强大的现实面前不肯承载太多太重的情感，也不肯付出太多太重的代价。他们愿意以追求快活、轻松、潇洒、闲适、恬淡为终极目标。就这样，我们还能指望他们什么？好在，他们毕竟不能算是我们的主流文化。
那么，时至今日，我们的主流文化倒底是什么？文化的载体是人，只要弄明白是什么人代表主流文化就容易多了。社会转型期这批打上了原罪的富人层中，使本该代表整个文化主流的富人阶级变得良莠混杂，即增加了秩序化的难度，也使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趋于模糊状态。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意思是：与君子谈事情，他们只问道德上该不该做；跟小人谈事情，他只是想到有没有利可图。难怪南先生在解释此节时，也颇费周张，如果拿孔子这个观点来看今天的世界就惨了，今天世界的一切都是喻于利，处处要把利欲摆在前面才行得通。不过，满天下都是小人，也就单纯了，麻烦的是，始终还有小人与君子的分野存在，这就很难办了〔2〕。马克思当年曾说资本家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敢跃入万丈深渊。网易因为虚报了420亿美元的合同收放差一点被摘牌，而银河广厦更令人发指，上亿的血汗钱被骗局吸走，但没有人对骗局负责，公司可以一关了之，人可以一走了之，结果行骗收益极大，而成本则微不足道，这种“恐怖效应”泛滥成灾，行骗变成了一种“艺术”厚黑之风日盛就不足为奇了，随着尘埃落定，这类人自然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比如天津的禹作敏，郑州的张金柱如是，由此也更加催促我们，思考当金钱伦理逐渐代替道德伦理之时，我们的主流倒底是什么？
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在中国经营报上说：“所谓主流，就是敢担当、能负责；具有主流意识，就是要以对社会负责的精神经营企业、回报社会。”这其实还是一个德的范畴。以法制国，往往犯法的都是那些精通法律的人，以德治国，给良心装上一道防盗门，似乎越来越必要，纵观历史，但凡国家危难，出来拨乱反正的总是道家，而守成的往往是儒家，不无道理。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前一个命题——以文化伦理来取代“防盗门”
无庸质疑，孔子“仁”的核心要教导人们安贫乐道“道德的修养达到宁静安详的境界，永远保持修养上的这个境界，久而久之即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个人享乐上的低追求，与群体的高追求相结合，应该是理想社会的基础。当历史的车轮以冷漠的姿态滚滚前进时，蓦然回首，似乎看到那位坐着牛车的老人，带着他的教科书，正步履蹒跚的向我们走来，猛然听到一首老歌在耳边响起：
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
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
明天的你我
该怎样重复那昨天的故事
这一张旧船票
能否登上你的客船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2〕南怀瑾论语别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