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文化的再次拷问

茶韵儿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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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磐涅的主唱柯班哭着说过,我无法面对女儿那天真无邪的脸庞,而悄然自杀后,他的朋友在悲痛放歌之余,在额头用红漆划了个大大的“?”号,人类作为和动物不同的生命的唯一区别,恐怕在于无法摆脱对灵魂的不断发问和永无答案的痛苦。痛苦归痛苦,但对灵魂的审视,对文化的拷问是一个民族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否则就如同无根之水,无本之源。

    德国人兰德曼用通俗的语言,表明了人与文化之间的水乳关系:谁想知道人究竟是不是仅仅只是一只进化不了的猴子,那么他也应该,而且首先应该知道什么是文化。[1]我们号称五千年的文明古国,那么,其传统文化精神内核到底是什么呢?可是,要回答这个问题,显然相当困难;不过,只要我们稍稍转换一下文化望远镜的角度,按西方话语理论所揭示的,掌握了政治统治权的阶级,也就自然而然掌握了话语统治权来看问题肯定要容易得多。

    顾准先生在艰难的岁月里给他弟弟写过一封信,简约但深刻地指出了中国文化的“史官性质”:“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2]这里的文化,归根结底,不外儒道两家。儒道文化一直作为一种统治文化(话语)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着影响,它的发展大致分两大段。譬如一提起秦汉以前的中国文化,人们就拿孔孟思想代表了一切。其实所谓孔孟思想,只是中国文化中间主要的一环。另外还有道家、墨家、诸子百家很多很多,都是中国文化一个系统下来的。如果把它缩小范围,则有儒、墨、道主要的三家。到了唐代,讲中国文化,已不是儒、墨、道三家,而是儒、释、道三家了。

    历史上曾传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要研究以孔孟为主的儒家文化,必须要从论语着手。

    孔子在易经系传上就有两句话说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言能完全表达意志与思想。而把语言变成文字,文字变成书,对思想而言,是更隔一层了[3],更何况在浩如烟海的卷帙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时序的变迁,对真正的思想就更是很有必要进行重新审视了。自然,面对仅仅只有二十篇的论语也该当如此,第一次大面积的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修正与审视是宋朝,可惜程朱的这次解读将中国文化引入歧途,此后遗害了多少读书人自不怠言,直至近代提出打倒孔家店,对传统文化来个全面推翻,论语别裁正是基于此点出发,再次拷问我们的文化,纠正了自唐宋以后被纽曲的部分。作者南怀瑾先生在治学上提倡,沉进去再跳出来的做法,对原书进行再次解读,也是对于中国文化的再整理。南先生1917年生于浙江温州乐清。自幼接受传统私塾的严格教育,及至少年时期,已遍读诸子百家,兼及拳术、剑道等各种功夫。同时苦心研习文学书法,诗词曲赋,天文历法诸学,并深得其精要。对国学的倡导与整理有着不可抹灭的功劳。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南先生反对宋儒的断章注解的学习方法,他强调,论语是不可分开的,论语二十篇,每篇都是一篇文章。先通读再详解,以规避了对原著的支解与断章取义。论语别裁中的学而,包括了孔门当年教学的目的、态度、宗旨、方法等等。

    学而篇中,首先提出一个“学问”的问题。在南先生看来,学问在儒家的思想上,不是指知识、文章如何,而是指作人的尺度,也就说论语其最终目的是论述怎样做人,怎么做一个完整的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这就是学习的宗旨。这一点充分反映了东方人固有的人性哲学,与西方不同,西学中以追究宇宙的本体为主。它的整个系统最初是宗教,后来,因为哲学的发展,又形成了科学,于是产生了知识论。中国对这一问题的解释为一个是形而上的,一个是形而下的。所谓形而下的,是宇宙万有一切学问,都包括在内;形而上的,在中国人叫作“道”在儒家思想叫“天”“天道”也就是“本体论”形而下的,在西方哲学,就是“知识论”、“人生的价值论”西方哲学大概是这样分类的。“形而上”这个名称,来自易经,孔子从血缘伦理(父子)推导出的君臣关系,道理显而易见,就以天合人而言,道转换为天,天转化为理,建立在血缘依据而导出以“人生哲学”为中心的中国哲学思想。

    对“学问”的获取,孔子提出“观过而知仁”也就是说,这学问不是文字,也不是知识,是从人生经验,做事上去体会的。随时注重“时”和“习” 随时随地要有思想,随时随地要见习,随时随地要有体验,随时随地要能够反省,几乎要达到“吾日三省吾身”

    当完成了“学”的宗旨及方向的论述后,很自然的就进入了下一个问题,学习的态度,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礼是干什么的?是中和作用,说大一点就是和平。这也就是礼的思想。人与人之间会有偏差的,事与事之间彼此有矛盾;中和这个矛盾,调整这个偏差,就靠礼。那么法律也就是礼的作用,法律的原则之下,理国乃至办事的细则,就是礼的作用。假如没有礼,社会就没有秩序,这怎么行?所以人与人之间要礼,事与事之间要礼,而礼的作用“和为贵”就是调整均衡。

    整篇学而紧紧抓住做人这一宗旨,在明白学之目的、宗旨、态度与方法之后,就不难理解稼轩之词豪,东坡之词旷,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如东施之效颦的道理了。

    海德格尔曾经说过,一种文化要是出了毛病,处方只从这种文化自身中开出。这当然只是对西方文化而言,因为老海的目的很明确:“我深信,现代技术世界在世界上什么地方出现,一种转变也只能从这个地方准备出来,我深信,这个转变不能通过接受禅宗佛教或其他东方世界观来发生。”[3]尽管老海把他的法西斯主义用到了文化评判里边,但这个丢人现眼的苦果我们只有自个儿吞下。而我们似乎是厚着脸皮从反面在听海德格尔:以为儒学不仅可以疗救西方技术世界的问题,而且从儒学自身就可以开出解决儒学带来的问题的处方--这是当代新儒学的伟大心愿。[4]面对文化的拷问,我们应向南先生那样,必须抱着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态度,论语别裁走了很好的一步。

    [1] 引自鲍戈莫洛夫主编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470页。

    [2] 参见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4页。

    [3] 海德格尔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见外国哲学资料第5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84页。

    [4] 刘小枫认为,新儒学在这方面的做法之一是,要么拼命证明原儒中已有宗教精神(如忧患意识),要么拼命证明儒虽非宗教却高于基督教精神,再不然就是竭力寻找基督教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共同点(请参阅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页注释)。